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从屈辱沉沦到抗争觉醒、从传统裂变到现代重构的史诗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间（1840-1949），戏曲作为最具大众性的艺术形式，从未缺席历史的舞台，它既是社会现实的镜像，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；也是思想传播的载体，记录着从“器物之变”到“制度之变”再到“文化之变”的探索轨迹，那些诞生于烽火与变革中的戏曲经典，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串联起近代中国的精神脉络，至今仍在戏台上绽放着时代的光芒。
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,撕开了封建王朝的“天朝上国”幻梦，也开启了戏曲近代化的序幕，晚清戏曲仍以传统昆曲、京剧为主流，内容多聚焦于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的“老故事”，但社会剧变已悄然渗透进舞台的缝隙——部分戏曲人开始尝试以“旧瓶装新酒”，用传统艺术形式触碰现实痛点。
京剧《法门寺》（晚清传统戏）虽以明代宦官专权为背景，却深刻映射了晚清官场的腐败黑暗，剧中刘瑾专权、官员徇私的情节，与当时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社会现实形成互文，让观众在“看戏”中窥见封建王朝的溃烂基因，而川剧《死水微澜》（改编自李劼人同名小说，清末民初初演）则突破了传统戏曲的题材局限，将镜头对准四川成都的袍哥、教民、官绅，通过邓幺姑的命运沉浮，展现甲午战后内陆社会在“欧风美雨”冲击下的“死水微澜”，成为近代地方戏反映社会转型的代表作。
这一时期的戏曲,尚未完全挣脱传统的桎梏，但那些对官场黑暗的揭露、对市井民生的描摹，已暗含着对旧秩序的微弱批判，如同在沉闷的夜空中划过的几颗流星，虽短暂，却预示着戏曲变革的必然方向。
20世纪初,随着“西学东渐”加速和资产阶级革命兴起，戏曲成为启蒙思想与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，以汪笑侬、欧阳予倩为代表的戏曲改革者，提出“戏曲改良”口号，主张“移风易俗，辅助教育”，传统戏曲开始从“娱乐工具”向“思想武器”转变。
汪笑侬的《党人碑》堪称辛亥革命前夕的“革命檄文”，该剧借宋代“元祐党人碑”事件，影射晚清当局对维新志士的镇压，剧中“毁党碑、诛奸邪”的呐喊，直接呼应了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革命主题，而梅兰芳在五四时期改编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则赋予传统女英雄新的时代精神——穆桂英“我不挂帅谁挂帅，我不领兵谁领兵”的豪迈，不仅是巾帼不让须眉的赞歌，更暗合了当时女性解放、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声，成为激励青年投身民族大业的“精神号角”。
地方戏同样在变革中焕发新生,沪剧《罗汉钱》（根据赵树理小说《登记》改编，1950年代初演）以农村青年自由恋爱、反对包办婚姻的故事，呼应五四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