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白龙马，蹄朝西，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”，这首熟悉的童谣背后，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《西游记》记忆，这部明代神魔小说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，更是戏曲舞台上跨越千年的“常青树”，从元杂剧的雏形到近现代剧种的百花齐放，《西游记》的故事被一代代戏曲人用唱、念、做、打演绎成鲜活的艺术，让“猴王”的形象从纸页跃然台上,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纽带。
《西游记》的戏曲改编，几乎与小说的传播同步，早在元代，吴昌龄的杂剧《唐三藏西天取经》便已将取经故事搬上舞台，虽情节简单（仅六折），但首次塑造了“孙行者”“猪八戒”等雏形角色，为后世戏曲创作奠定基础。
明清时期，随着传奇文学的兴起，《西游记》的戏曲演绎愈发丰富，明代传奇《慈悲会》聚焦“大闹天宫”，清代昆曲《安天会》（又名《大闹天宫》）则通过文武兼备的表演，将孙悟空的桀骜与神勇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乾隆年间，宫廷戏曲《升平宝筏》更是集《西游记》故事之大成，连演240余出，堪称戏曲史上的“西游百科全书”。
进入近现代，地方戏的崛起让《西游记》焕发新生，京剧以“猴戏”为核心，诞生了《大闹天宫》《三打白骨精》《真假美猴王》等经典剧目；川剧变脸绝技在“孙悟空三借芭蕉扇”中大放异彩；粤剧、豫剧、秦腔等剧种也纷纷将西游故事融入本土艺术，形成“一戏一格”的多元景观。
戏曲的魅力在于“以形传神”，《西游记》剧目通过程式化的表演，让每个角色都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符号。
孙悟空无疑是戏曲舞台的“顶流”，京剧“猴戏”讲究“形神兼备”——演员需通过“矮子步”“耍棍花”“瞑子”（眼神变化）等技巧，既表现猴的机敏灵动，又凸显神的威风凛凛，盖叫天、李万春等大师创造的“美猴王”形象，脸谱勾画“火眼金睛”，身段兼具“猴相”与“仙气”，成为后世典范，川剧则更重“神韵”，在“大闹天宫”中融入“变脸”“吐火”绝活，让孙悟空的“七十二变”更具视觉冲击力。
猪八戒则以丑角身份为戏曲增添喜剧色彩，京剧《猪八戒戒酒》中，演员通过“大肚腩”“晃肩”“蹀步”等动作，将八戒的贪吃、懒散与憨厚演绎得活灵活现，唱腔上多用“数板”与滑音，幽默中透着亲切，豫剧则将八戒的“乡土气”放大，用方言化的念白与高亢的唱腔，让这个角色更具“人间烟火”。
唐僧的端庄慈悲（京剧用老生或小生，唱腔悠扬）、白龙马的忠勇（以“马鞭”与身段拟马）、观音的慈悲（旦角的水袖与唱腔温婉），都在戏曲程式中各具特色，共同构建了“西游宇宙”的立体群像。
中国戏曲的“百花齐放”，在《西游记》剧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，不同剧种根据自身艺术特色，对西游故事进行创造性转化，让经典故事有了“地方味道”。
京剧作为“国剧”，其《西游记》剧目以“武戏见长”。《大闹天宫》的“打出手”（抛接兵器）、《三打白骨精》的“变脸”与“对打”，场面宏大，动作夸张，凸显京剧“唱念做打”的综合性。
川剧则将“变脸”“吐火”“藏刀”等绝活与西游故事深度融合，在《火焰山》中，铁扇公主的“变脸”与孙悟空的“七十二变”形成视觉对冲，而“芭蕉扇”的“喷火”效果，更让观众如临仙境。
昆曲作为“百戏之祖”，其《西游记》剧目以“文戏细腻”见长。《借扇》一折通过水袖的“甩、抖、扬”表现孙悟空的急躁，用昆曲“水磨腔”的婉转唱出铁扇公主的娇嗔，文雅中见张力。
粤剧则善用“南派武打”与“声腔变化”，在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中，演员结合“高边锣”“大钹”等打击乐，营造紧张氛围，而孙悟空的“棍花”与“跟斗”则融入“南派武功”的刚劲，刚柔并济。
在当代语境下，《西游记》戏曲剧目并未固守传统，而是在传承中创新，让经典与时代对话。
经典剧目被精心打磨复排，京剧名家李胜素、王珮瑜等通过“青春版”《大闹天宫》，以更现代的舞台调度与服装设计，吸引年轻观众；川剧将《西游记》片段融入“戏曲进校园”活动，让学生通过互动体验“变脸”乐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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