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桌抽屉的最底层，压着一张泛黄的硬卡纸，边缘早已磨得起了毛边，上面用蓝色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友情卡”三个字，下面还画着两个手牵手的小人——是我和阿哲十年前一起画的，而卡纸的正中央，是一手铅笔写的吉他谱，音符像跳跃的蝌蚪，在五线谱上挤成一团，旁边还有一行小字：“《晴天》副歌，送给我最会跑调的吉他手。”
那是高三的夏天，教室里的吊扇嗡嗡转着，吹不散黏稠的燥热，我和阿哲因为“迟到联盟”熟识——总在早自习前五分钟踩着点冲进教室，喘着气相视一笑，仿佛完成了什么了不起的冒险，他总说：“人生苦短，要多睡懒觉，但更要弹吉他。”可他买了吉他三个月，还停留在《小星星》的“哆来咪发”，左手按弦按得指尖通红，右手扫弦像在拍蚊子，每次弹完都红着脸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又跑调了。”
我那时是班里的“学霸”，却偷偷喜欢上了吉他，晚自习后躲在被窝里看教学视频，周末抱着琴在琴行门口蹲点，听老师弹《晴天》的间奏，阳光透过琴行的玻璃窗，落在琴弦上闪着光，那是我心里最向往的风景，我鼓起勇气教阿哲弹那首歌，他总记不住和弦转换，急得抓耳挠腮，我就把谱子拆成小节，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来,像教小学生认字一样耐心。
高考前一周，教室后墙贴满了倒计时日历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，阿哲突然塞给我一张硬卡纸：“我写了首‘歌’，送给你。”我展开一看，上面是他自己画的谱子——把《晴天》的副歌简化了，把“故事的小黄花”那几句的节奏改得慢悠悠的，旁边还写着：“以后我们不在一个城市，就弹这个，假装对方在身边。”
那天晚自习后，我们坐在教学楼后的台阶上，他抱着那把掉漆的民谣琴，手指笨拙地按着和弦，唱得跑调离谱，我却跟着他一起笑，笑到眼泪都流出来，晚风把他的衬衫吹得鼓鼓的，像张开的翅膀，他说：“以后你要是考去北京，我就弹着琴去找你，在长安街上唱这首歌。”我说：“行啊，你要是跑调，我就录下来当手机铃声。”
后来我们真的去了不同的城市，我带着那张友情卡去了北京，琴弦换了三次，谱子上的铅笔痕却越来越淡，每次弹到副歌，眼前总会浮现高三夏天的台阶，阿哲的衬衫，还有那句“假装对方在身边”，去年冬天，我收到他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是一把新吉他，琴盒里夹着张新的友情卡——他把我那首跑调的《晴天》重新写了一遍，用钢笔字工工整整地标着：“《晴天》副歌，送给我最会跑调的吉他手，这次，我们换我教你。”
现在我把两张友情卡一起压在抽屉里，一张是青涩的铅笔，一张是成熟的钢笔，像我们一路走来的友情，从磕磕绊绊的“哆来咪”，变成了能合奏的完整旋律，吉他谱上的音符会褪色，但六弦上的友谊密码,永远清晰。
原来最好的友情，就是一张写满共同回忆的吉他谱，它不需要华丽的技巧，只需要两个人，在不同的时空里，弹着同一首歌，记得那些一起跑调的夏天，和那句“我一直在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