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读戏曲剧本,并非在课堂上，而是在祖父泛黄的《牡丹亭》选本里，那时还不懂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都付与断井颓垣”的苍凉，只觉字句如珠玉，读着读着，仿佛有锣鼓声从纸页间渗出，水袖翻飞间，一个鲜活的戏台就在眼前搭了起来，后来陆续翻阅《西厢记》《桃花扇》《赵氏孤儿》，才发现经典戏曲从不只是“唱出来的故事”，它是文人用血泪写就的“人生大书”，是藏在唱词里的世道人心，是折子戏里浓缩的千年悲欢，写读书笔记，于我而言，便是拆开这“戏台包裹”，看那些角色如何在时光里活着，又如何用他们的悲喜，照见我们自己的影子。
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”初读《牡丹亭》，最震撼的便是杜丽娘的“为情而死”与“为情而生”，十六岁的少女，困在深闺，连后花园都没去过，却在梦中与柳梦梅相遇，从此“寻梦”成痴，一病而亡，可她并未就此消散，她的魂魄敢闯地府、敢抗冥判，只为再见梦中人；死后化身为鬼，仍大胆追求“生则同衾，死则同穴”的爱情，汤显祖说“第云理之所必无，安知情之所必有”，这“情”字，在封建礼教的铁壁上撞开了一道缝——原来人性中对自由与爱的渴望，比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规矩更有力量。
读书笔记里,我曾写下：“杜丽娘的‘死’，是对‘存天理，灭人欲’的反抗；她的‘生’，是对‘情至，则无生死’的印证，当柳梦梅掘坟开棺，她从棺中坐起的那一刻，不是鬼魂复生，是人性战胜了礼教。”如今想来，这“情”早已超越男女爱恋，是对生命本真的守护：不被规训的欲望，不被压抑的情感，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。
若说《牡丹亭》是“情”的极致，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便是“情”的“人间样本”，崔莺莺相国千金，张秀才落魄书生，在普救寺相遇，一个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，便惹出“月下联诗”“墙角和诗”的风流韵事，可他们的爱情从不是“才子佳人”的一见倾心，而是夹杂着礼教的束缚（崔母的赖婚）、身份的差距（张生的“白衣”）、现实的阻碍（孙飞虎的围寺），红娘的牵线、张生的“跳墙”闹剧、莺莺的“假意儿”，让这段爱情多了市井的烟火气，也多了抗争的“实感”。
最动人的不是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誓言，而是他们如何在“情”与“礼”的撕扯中，一步步走向彼此，张生不再是“金榜题名”的工具人，他为爱情“滞留蒲东”，哪怕功名未就；莺莺也不是“端方淑女”，她敢于“闹简”“赖简”，用娇嗔试探真心，读书时我曾批注：“《西厢记》的‘情’，是带着泥泞的花，它不是天生的完美，而是在现实的淤泥里，靠着两个人的勇气和红娘的‘多管闲事’，才开出了花。”原来真正的爱情，从不是童话，是两个普通人，在规矩的缝隙里，为彼此拼出一条生路。
如果说《牡丹亭》《西厢记》是“小情小爱”，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便是“大时代里的小人物”，李香君，秦淮河边的歌姬，却比多少须眉更有风骨；侯方域，复社文人，有才华也有软弱，他们的爱情，从“赠扇定情”到“却奁明志”，再到“南明灭亡后的双双入道”，始终与明末清初的动荡纠缠在一起。“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”，这不仅是侯方域的感慨，更是整个南明王朝的缩影。
读书笔记里,我曾摘抄李香君的骂筵：“堂堂列公，半边南朝，望你峥嵘，出身希、宠贵，创业选，声容，后不差、同odo，驾毒殿，做狐丛，朝中笑骂，由他穷！一个女子，用血染桃花扇，骂权奸、斥奸佞，比多少朝堂奏折更有力量，孔尚任说“借离合情，写兴亡事”，原来个人的悲欢，从来不是孤立的——当国家倾覆，再深的爱情也成了“桃花扇上的血痕”，风吹过，便成了历史的伤疤，这让我明白：读历史，不仅要看帝王将相的功过，更要看小人物的坚守与破碎，那才是时代最真实的模样。
纪君祥的《赵氏孤儿》，是一部关于“牺牲”的悲剧，程婴，一个草泽医生，为了保存赵氏血脉，献出了自己的亲儿子；为了保全孤儿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