戏曲艺术,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以“唱念做打”为筋骨，以“悲欢离合”为魂魄，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，而记录其兴衰、梳理其脉络、阐释其精髓的戏曲艺术史经典著作，恰如一座座灯塔，不仅照亮了后世研究者的学术道路，更让这门古老艺术的精神内核得以跨越时空，代代相传，这些著作既是戏曲史学的奠基之作，也是理解中国文化基因的重要密码。
谈及戏曲艺术史经典著作,首推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考》（原名《宋元戏曲史》），这部1913年问世的著作，首次将戏曲纳入“文学之正宗”，以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的史观，系统梳理了从上古歌舞到宋元杂剧、南戏的发展脉络，王国维以“戏曲者，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”的经典定义，厘清了戏曲与乐舞、百戏的本质区别，解决了戏曲起源这一核心问题，他对元杂剧“关、郑、白、马”的精妙分析，对《窦娥冤》《西厢记》等剧作的深刻解读，至今仍是戏曲研究的圭臬，这部著作的诞生，标志着戏曲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，堪称“中国戏曲史学的开山之作”。
与王国维的开创性研究相呼应,吴梅的《顾曲麈谈》（1914年）则从“场上之曲”的角度，补充了戏曲表演与声腔的维度，吴梅不仅是戏曲史家，更是精通度曲、谱曲的实践者，他在书中详细论述了昆曲的格律、唱法、身段，将文献考证与艺术实践相结合，为戏曲研究注入了“活”的基因，这种“知行合一”的治学态度，为后世戏曲史研究树立了重要标杆。
进入20世纪中后期,戏曲史研究迎来新的高峰，由张庚、郭汉城主编的《中国戏曲通史》（1980年），以“通古今之变”的宏阔视野，构建了起自先秦、迄于近代的完整戏曲史体系，全书分“古代戏曲”“近代戏曲”上下两编，涵盖戏曲起源、形成、发展、繁荣的全过程，涉及声腔演变、剧种兴衰、作家作品、表演艺术、舞台美术等多个维度，尤为重要的是，该书以“剧诗说”为核心理论，强调戏曲“诗、乐、舞”三位一体的本质，将戏曲置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，揭示了戏曲与时代精神、民俗风气的深层关联。
《中国戏曲通史》的出版，不仅整合了前人研究成果，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，填补了戏曲通史研究的空白，其系统性与学术性，使其成为当代戏曲史研究的“百科全书”，影响了几代戏曲学者与从业者，周贻白的《中国戏剧史长编》（1960年）以“长编”体例，详尽考证了戏曲文献与文物，对地方戏曲的源流梳理尤为细致，为戏曲史的“立体构建”提供了丰富史料。
中国戏曲的多样性,决定了戏曲史研究必须兼顾“通史”与“专史”，在地方戏曲领域，涌现出一批经典著作，如《昆曲大典》（2002年）、《川剧史话》（1985年）、《京剧史话》（1982年）等，以《昆曲大典》为例，这部皇皇巨著收录了昆曲自明代以来的文献、剧本、曲谱、音像资料，堪称“昆曲文化的百科全书”，它不仅记录了昆曲作为“百戏之祖”的艺术成就，更通过文献与口述的结合，展现了昆曲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，体现了“抢救性保护”与学术研究并重的理念。
在专题研究方面,董每戡的《中国戏剧简史》（1953年）突破了以“元曲”为中心的传统史观，将傩戏、目连戏等民间戏曲纳入研究视野，拓展了戏曲史的边界；青木正儿的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（1936年）则从日本学者的视角，对明清戏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独特梳理，为跨文化戏曲研究提供了范例，这些著作或聚焦某一剧种，或探讨某一专题，共同构成了戏曲艺术史研究的“拼图”，让戏曲史的图景更加丰富多元。
戏曲艺术史经典著作的价值,不仅在于学术上的“继往开来”，更在于对当代戏曲传承与创新的启示，它们为戏曲传承提供了“源头活水”，无论是王国维对元杂剧“真”的推崇，还是张庚对“剧诗”的阐释，都揭示了戏曲艺术的本质规律——即“以情动人，以技服人”，当代戏曲创作若偏离了这些规律，便会失去观众的共鸣，它们为戏曲研究提供了“方法论指导”，从王国维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（文献与文物互证），到张庚的“剧诗说”，再到当代的跨学科研究（如戏曲与民俗学、社会学结合），经典著作中的研究方法，仍在启发着新一代学者探索戏曲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