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的娱乐少得可怜,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短视频，但有一方小小的戏台，或一台吱呀作响的旧电视机，就能把整个童年塞得满满当当，戏曲，就是那时候最鲜活的“动画片”和“故事会”，锣鼓一响，咿呀唱起，那些穿着戏服的人便在台上“活”了过来，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底色，今天回想起来，那些经典戏曲，不仅是一段段唱腔，更是一整个童年的光。
黄梅戏大概是童年里最“接地气”的戏曲，唱词像田埂上的野花，朴素又鲜活，曲调婉转如溪水，连不识字的奶奶都能跟着哼上两句，最难忘的《天仙配》，七仙女穿着一身素白，驾着云彩下凡，和董永在槐树下相遇。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”，那时候总觉得，最美的爱情就该是这样——不图富贵，只愿“你挑水来我浇园”，还有《女驸马》，冯素珍女扮男装考状元，一句“为救李郎离家远，谁料皇榜中状元”，唱得脆生生的，觉得她比任何英雄都了不起，那时候守在电视机前，跟着七仙女哭，跟着冯素珍笑，连做梦都想拥有一件那样的戏服，水袖一甩，就能飞到天上去。
京剧对小时候的我来说,有点“隆重”，但那脸谱一勾，便牢牢刻进了心里。《穆桂英挂帅》里的穆桂英，一身红靠，插着雉鸡翎，英姿飒爽，“我不挂帅谁挂帅？我不领兵谁领兵”，唱得字字铿锵，觉得她比男孩子还厉害，还有《红灯记》里的李玉和，提着红灯，戴着铁链，“临行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胆雄赳赳”，那时候不懂什么是“革命气节”，只觉得他站得笔直，像一棵松树。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更是必看，金箍棒一挥，七十二变，把白骨精打得现出原形，我攥着小拳头，跟着喊“打妖怪！”，觉得孙悟空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，京剧的唱腔高亢，脸谱红是忠、黑是奸、白是奸，连善恶都分得清清楚楚，像小时候读的童话，简单又深刻。
越剧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,唱腔软糯，像江南的雨丝，缠缠绵绵，最让人心动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十八相送时，梁山伯憨憨的，祝英台含蓄的，“过了一山又一山，前行到了凤凰山”，连山上的牛羊都成了“比目鱼”，藏着说不出口的情愫，化蝶”一幕，两只蝴蝶翩翩起舞，我抹着眼泪，又忍不住笑，觉得最美的爱情就该是这样，生不能同床，死也要同飞。《西厢记》里的崔莺莺和张生，隔着红墙偷偷传情，“月色溶溶夜，花阴寂寂春”，那时候不懂“才子佳人”的愁，只觉得那红娘机灵又可爱，像身边多话的小姐妹，越剧的演员总是一袭素衣，水袖轻扬，连走路都像在飘，看久了，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戏里的人，一举一动都要带着几分柔美。
豫剧带着黄土的厚重,唱腔高亢激昂，像西北风里的秦腔，粗粝又热烈。《花木兰》是小时候的“励志剧”，“刘大哥讲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享清闲”，花木兰女扮男装，替父从军，在战场上拼杀，唱得让人热血沸腾，我学着她的样子，扎上红头巾，拿着木棍，在院子里“骑马打仗”，觉得自己就是那个“巾帼英雄”，还有《朝阳沟》里的银环，从城里下乡到农村，“也曾经东庄西庄去串门，也曾经南坡北坡去劳动”，唱的是年轻人的理想与奋斗，那时候不懂什么是“上山下乡”，只觉得银环和栓宝的友情，比蜜还甜，豫剧的伴奏里总有梆子声，“梆梆”地敲，像心跳，让人听着就精神抖擞。
评剧像邻家大婶讲故事,亲切又实在。《刘巧儿》的“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”，唱的是一个农村姑娘追求自由婚姻的故事，那时候觉得刘巧儿真勇敢，敢跟爹爹“顶嘴”，敢去县里告状，为自己讨公道。《杨三姐告状》更是“大戏”，杨三姐为死去的哥哥告状，一路哭哭啼啼，又据理力争，连县官都让她说动了，评剧的唱词像大白话，听得懂，记得牢，连奶奶都说：“这戏说的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事。”
那时候的戏曲,不是“艺术”，是玩伴，跟着奶奶学唱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，跟着爷爷学比划“金箍棒”，甚至用床单当水袖，在屋里转圈圈，如今再看这些经典，唱腔还是那个唱腔，戏服还是那件戏服，只是看戏的人，已经从那个蹲在电视机前流着鼻涕的小孩，长成了大人。
但那些戏曲里的故事——七仙女的善良、穆桂英的勇敢、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深情、花木兰的担当——早就刻进了骨头里，它们像一粒粒种子，在童年里生根发芽，让我们后来长成了有温度、有骨气的人。
戏台会旧,唱腔会老，但戏台上的童年，永远不会褪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