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桌抽屉深处躺着一本磨了边的硬壳笔记本,封面上用马克笔歪歪扭扭写着“歌单”，内页里夹着的不是照片，而是密密麻麻的手写吉他谱，纸页泛着黄，边缘卷着毛边，有些谱子上还有铅笔涂改的痕迹——某个和弦标错了，某段副歌的节奏旁画了个哭脸，某页空白处写着“明天一定要练熟《南方姑娘》”，每次翻开它，指尖触到那些凹凸的笔迹，仿佛还能听见那年夏晚的风里，混着木吉他的琴弦声，和一群人跑调却热烈的歌声。
那年我十七岁,刚上高二，分班后认识了一群“不务正业”的朋友，他们总在放学后的教室里、操场边的台阶上、甚至天台的杂物堆旁，抱着一把破旧的吉他弹唱，领头的男生叫阿哲，吉他背板磕掉了一块漆，他却说“这是战斗的勋章”，他总带着我们“排练”：女生坐在台阶上晃着腿，男生蹲在地上扒谱，有人拿着水杯当麦克风，有人把作业本卷成筒举在嘴边当话筒，唱到兴起时，连隔壁班关窗的“砰”声都成了伴奏。
我们弹唱的歌,现在想来都简单得可爱。《同桌的你》的前奏一响，就会有人跟着哼“明天你是否会想起”，然后故意把“饭卡”唱成“饭碗”，惹得大家笑作一团；《平凡之路》副歌“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”，阿哲会把“跨”字拉得老长，像要把整个青春的迷茫都吼出来；《南方姑娘》里“一个弯腰在田边的姑娘”，总让我们想起班上那个总穿白裙、辫子上别着雏菊的女生，她红着脸说“唱什么姑娘啊，唱《成都》不好吗”，于是下一秒，琴弦又换成了“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”
吉他谱是我们最珍贵的“乐谱”，没有专业的五线谱，只有阿哲用圆珠笔写的简谱，和弦名字旁边画着小叉叉，提醒哪个手指要按第几品，我总记不住F和弦的横按，手指按下去弦就哑，急得直跺脚，阿哲就把我的手掰过来，用他的手掌包住我的手背，按着弦在品丝上滑动，说“别急，呼吸，感受弦的震动”，他的手指上有薄茧，蹭得我手心发痒，阳光从天台的窗户斜照进来，落在他专注的侧脸上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原来“认真”这个词，会发光。
后来我们有了“演出”，学校元旦晚会，我们六个挤在后台，紧张得手心冒汗，阿哲的吉他背带还勾住了旁边同学的背包带，差点把包拽下来，上台时灯光晃眼，我们看不清台下，只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，前奏响起，我忘了词，站在原地愣了三秒，突然听见台下传来小声的提醒：“唱啊！‘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’！”是我们班的“大喇叭”，她举着手电筒冲我们晃，像在打拍子，我们笑了，接着唱，跑调的声音混着掌声，成了那年晚会最“吵”却也最动人的节目。
再后来,毕业那天，我们在操场围了个圈，最后一次弹唱，唱《再见》时，阿哲的嗓子哑了，女生们哭了，男生们把吉他抱得更紧，好像抱住的是整个青春，吉他谱被传着看，每个人都在空白处写了句话，我的那句是“愿我们永远为热爱，弹奏不止”，我们把谱子塞进了那个硬壳笔记本，埋在了操场老槐树下，说“十年后再回来挖”。
如今十年过去,我早已不常弹吉他，谱子上的和弦也生疏了，但每次翻开那本笔记本，指尖划过那些歪歪扭扭的笔迹，仿佛还能听见那年夏晚的风，混着木吉他的琴弦声，和一群人跑调却热烈的歌声，原来青春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，它只是那年吉他谱上，一个按错的和弦，一句跑调的歌词，和一群愿意陪你一起“将错就错”的人。
那年的吉他谱早已泛黄,但弹唱过的青春，永远清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