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戏曲,作为中华文化的“活化石”，以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的程式之美，承载着千年的审美智慧与人文精神，而记录其历史脉络、梳理其发展规律的戏曲史著作，则是打开这座艺术宝库的“钥匙”，从王国维的“开山之作”到当代学者的体系化建构，中国戏曲史经典著作不仅勾勒了戏曲从萌芽到鼎盛的完整轨迹，更在史料考辨、理论创新与文化阐释中，成为传承民族艺术、守护文化根脉的重要载体。
中国戏曲史的书写,始于对“戏曲何以为戏”的追问，在古代，戏曲多被视为“小道”，其历史散见于文人笔记、曲话、方志之中，如明代王骥德的《曲律》、清代李调元的《雨村曲话》，虽偶有论述，却缺乏系统性，直至20世纪初，随着西学东渐与近代学术的兴起，戏曲史研究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——而这一进程的里程碑，当属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考》（1913年）。
这部被誉为“中国戏曲史开山之作”的经典，首次以“现代史学”方法梳理戏曲源头，王国维从“戏曲”的本质——“以歌舞演故事”出发，考证了“戏曲”的起源与早期形态，驳斥了“戏曲起于唐宋”的传统观点，提出“戏曲之源，当自巫、优二者”的创见，他对宋元杂剧、南戏的体制、曲牌、脚色进行细致考辨，填补了戏曲史的空白，正如所言：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，楚之骚，汉之赋，六朝之骈语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，皆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”《宋元戏曲考》不仅确立了戏曲作为“一代之文学”的文学史地位，更开创了“史论结合”的研究范式，为后世戏曲史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。
稍晚,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（1930年）虽为域外著作，却成为中国戏曲史“通史书写”的重要参照，该书以“近世”（明清）为重点，系统论述了元杂剧衰落后，昆山腔、弋阳腔等声腔的兴起与花部雅部的争胜，尤其对汤显祖《牡丹亭》、洪昇《长生殿》等经典剧作的解读，至今仍具启发意义，青木正儿以“外来者”的视角，既避免了本土研究的“文化惯性”，又以跨文化比较的视野，凸显了中国戏曲在世界戏剧史中的独特性。
20世纪中叶后,随着学术队伍的壮大与资料的系统整理，中国戏曲史研究从“奠基”走向“构建”，一批贯通古今、体系完备的通史著作相继问世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，当属周贻白的《中国戏剧史长编》（1953年）与张庚、郭汉城主编的《中国戏曲通史》（1980年）。
周贻白的《中国戏剧史长编》是中国第一部通贯古今的戏曲史专著，他以“戏剧”为广义概念，将戏曲的起源追溯至原始乐舞，历经汉代的“百戏”、唐代的“参军戏”、宋代的“杂剧”、元代的“杂剧与南戏”，直至明清的“传奇”与地方戏，构建了“从萌芽到成熟”的完整发展链条，该书最大的特点是“史论结合，注重实证”：周贻白不仅梳理戏曲制度的演变（如脚色行当的分化、剧场形制的变迁），更结合具体剧作分析其艺术特色，如对关汉卿“本色派”与王实甫“文采派”的比较，至今仍是元杂剧研究的经典论述，他强调“戏剧是综合艺术”，主张从文学、音乐、表演、舞美等多维度考察戏曲，这种“整体性”视野，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的单一视角，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维度。
如果说周贻白的《长编》是“个人学术的巅峰”，那么张庚、郭汉城主编的《中国戏曲通史》则是“集体智慧的结晶”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戏曲通史，该书以“历史唯物主义”为指导，将戏曲的发展置于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背景下考察，揭示了“戏曲形态与社会形态”的深层关联，全书分为“上古至南宋”“金元”“明”“清”“近代”五卷，不仅详述了各时期戏曲的体制、剧目、声腔，更深入探讨了戏曲的“人民性”与“时代精神”——如对元杂剧“反抗压迫”主题的阐释，对清代花部雅部“俗雅之争”的分析，都体现了“史论结合、服务现实”的学术立场，该书出版后，迅速成为高校戏曲专业的权威教材，其“以史为纲，以剧为本”的编写体例，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戏曲史研究范式。
20世纪末以来,随着戏曲研究的细化与跨学科融合，戏曲史著作从“通史构建”走向“专题深化”，在戏曲美学、地域戏曲、文献整理等领域涌现出大量经典，推动戏曲史研究向更广阔、更深入的维度发展。
任中敏的《散曲丛刊》（1931年）及后续《散曲概论》，是戏曲“文体史”研究的典范，散曲作为戏曲的重要文学源头，长期被视为“小道”，任中敏则通过系统的文献搜集与考辨，梳理了散曲从金元到明清的发展脉络，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，他提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