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巴山蜀水的浸润中，四川戏曲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基因，孕育出被誉为“天府之国艺术瑰宝”的川剧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川剧以“五腔共和”（高腔、昆腔、胡琴腔、弹戏、灯戏）为声腔根基，融合了昆曲的典雅、高腔的激越、胡琴的缠绵、弹戏的明快与灯戏的质朴，更以变脸、吐火、滚灯等绝技闻名于世，而经典剧目，正是川剧艺术灵魂的载体，它们或取材于历史传奇，或扎根于民间故事，或演绎着市井悲欢，在唱念做打的流转中,书写着巴蜀文化的千年风华。
高腔是川剧的“灵魂声腔”，其“不用乐器，一人启齿，众人帮腔”的特点，既保留了古代“蜀伶多尚蜀歌”的遗风，又融入了四川山歌的野性，经典高腔剧目多以历史故事为骨，唱腔高亢激越，情感喷薄而出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《焚香记》。
《焚香记》取材于“王魁负桂英”的民间传说，讲述了书生王魁与名妓敫桂英的悲欢离合，剧中“情探”一折，敫桂英为复仇化作女鬼，于夜色中潜入王魁书房，唱腔时而幽怨如泣，时而愤恨如雷，配合着水袖翻飞、眼神凌厉的表演，将一个被辜负女子的决绝与悲怆刻画得入木三分，而“打神告庙”中，敫桂英怒斥神明不公，以摔杯、扯幔等激烈动作宣泄愤懑，高腔的“散板”与“滚板”交替，如惊雷撕裂夜空，尽显川剧“以情带声，声情并茂”的艺术张力。
川剧从不缺乏浪漫与温情，经典剧目中，那些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，总带着巴蜀水乡的灵秀与烟火气。《玉簪记》《柳荫记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《玉簪记》取材于明代《古今小说》，讲述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相遇相知，剧中“琴挑”一折，妙常月下抚琴，必正以琴传情，唱腔清丽婉转，如泉水潺潺；而“秋江”一折，妙常乘舟追赶必正，小船在虚拟的江面上摇曳，演员以“虚拟表演”勾勒出江水浩渺、秋意萧瑟的意境，灯戏的轻快节奏与胡琴腔的缠绵交织，将一段冲破礼教束缚的爱情演绎得既诗意又鲜活。
《柳荫记》则被誉为“川版《梁祝》”，以“十八相送”“化蝶”等经典桥段，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，剧中“楼台会”一折，英台与山伯在相府重逢，既诉说着情谊深厚，又难逃“父母之命”的枷锁，唱腔时而低回婉转，时而悲怆欲绝，配合着“水袖功”的甩、绕、抖，将二人内心的痛楚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当“化蝶”的乐声响起，两人身着彩衣，在舞台上翩跹起舞，象征着对自由爱情的永恒追求，成为川剧舞台上的经典瞬间。
川剧的根在民间，经典剧目中更有大量取材于市井生活的作品，它们语言诙谐幽默，表演贴近生活，充满了浓郁的“巴蜀烟火气”。《借亲配》《拉郎配》便是其中的代表。
《借亲配》讲述的是穷书生王木匠为葬父，被迫将女儿“借”给财主之子“冲喜”的荒诞故事，剧中王木匠的表演，既带着穷酸文人的迂腐，又暗藏着底层人民的机智，唱腔采用“弹戏”的明快节奏，语言充满四川方言的俏皮，如“这个娃儿像个冬瓜，那个娃儿像个南瓜”，逗得观众捧腹，却又在笑声中折射出旧社会小人物的无奈与辛酸。
《拉郎配》则以“官府强征民夫为小姐选婿”为背景，通过一系列阴差阳错的误会，展现了普通百姓在权力压迫下的挣扎与反抗，剧中人物对话多用四川俚语，表演夸张生动，如“媒婆”的“摇旦”角色，一步三摇，语速飞快，将市井小人物的精明与市井气刻画得惟妙惟肖，让人在笑声中感受到生活的荒诞与坚韧。
川剧的魅力，不仅在于唱腔与故事，更在于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技，变脸、吐火、滚灯等技艺，早已成为川剧的“文化符号”，而它们往往在经典剧目中达到高潮。
《白蛇传·金山寺》中，法海与白娘子的斗法，便是变脸与吐火的“秀场”，白娘子为救许仙，与法海展开激战，演员在瞬间变换出红、蓝、黑、绿等多张脸谱，时而怒目圆睁，时而悲戚含泪，配合着“吐火”时口中喷出的火焰，将法海的凶狠与白娘子的刚烈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台下观众无不拍案叫绝。
《滚灯》则是川剧丑角的“绝活戏”，讲述的是知府之子为刁难武师，让其头顶油灯翻滚，武师则以高超技艺化解难题，演员头顶油灯，时而翻跟头,时而钻桌子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