排练室的灯光总带着点旧木头的暖意,混着灰尘和汗水的味道，在傍晚的斜光里浮浮沉沉，阿哲的指尖刚落下最后一个和弦，钢琴盖“砰”地合上，震得窗框上的灰尘簌簌发抖。“不对，”他皱着眉，声音像被砂纸磨过，“吉他进来的地方，钢琴该留个口子，不是跟着和弦砸。”
吉他手老林拨了拨弦,琴弦嗡嗡地响：“我们按谱子来的，你那谱子标的是‘伴奏’。”
阿哲没接话，转身从琴凳下抽出一张泛黄的谱子，边角卷得厉害，像被无数双手摩挲过。“伴奏不是背景板，”他指着谱子上一行潦草的音符，“是给旋律搭梯子的人，你看这里，主歌的低音该用左手分解，不是右手强和弦——把主唱的声音压死了。”
主唱小雅站在麦克风前,手指绞着衣角，小声说：“我……我觉得阿哲说得对，上次演出时钢琴太满，我嗓子都透不过气。”
鼓手大放下鼓棒，靠在架子鼓上笑：“你这钢琴，比主唱还倔强。”
阿哲的“倔强”，乐队里的人早有领教，三年前他抱着这架二手钢琴加入乐队时，琴键有几个已经发黄，踩下延音踏板会发出轻微的“咯吱”声，他却像抱着稀世珍宝，每天第一个到排练室，把琴键擦得锃亮，谱子改了又改，连鼓点的节奏都要迁就钢琴的呼吸，有人说他“太较真”，阿哲只是把谱子往琴盖上拍：“音乐是活的，不是死的机器。”
他写歌时,钢琴永远是第一个“开口”的，主旋律像春天刚抽芽的藤蔓，从琴键里钻出来，带着点毛茸茸的倔强——不高亢，却非要绕着听众的耳朵打转，然后才是吉他扫弦、鼓点跟进，像藤蔓找到了攀援的架子，慢慢铺开一片绿荫，可阿哲从不让钢琴变成“架子”，他总在间奏塞一段即兴的华彩，左手是沉稳的低音，右手是跳跃的琶音，像在平静的湖面突然扔进一颗石子，涟漪一圈圈荡开，把整个乐队的情绪都带了起来。
那次演出失误后,阿哲没再固执地“改谱子”，他开始学着“听”——听老林的吉他旋律线在哪里需要支撑，听大飞的鼓点什么时候该加速，听小雅的呼吸在哪个段落需要留白，排练室里，钢琴的声音慢慢“软”了下来：主歌时，左手轻轻托着低音，右手偶尔飘过几个零散的和弦，像给主唱的声音织了层薄纱；副歌时，和弦变得饱满却不尖锐，像涨潮的海水，把吉他的浪花和鼓点的礁石都裹在一起。
有次排练新歌,阿哲在间奏弹了一段降E大调的旋律，轻快得像山涧里的溪流，老林愣了一下，随即跟着吉他和弦往上推，大飞的鼓点也变得轻快，小雅的声音里终于有了笑意，结束时，三个人都看着阿哲，他擦了擦额角的汗，嘴角第一次扬起真正的弧度：“这样，才对。”
后来演出,聚光灯打在舞台上，小雅的声音像破茧的蝴蝶，在钢琴的和声里舒展翅膀，阿哲的指尖在琴键上跳跃，有时是沉稳的低音，有时是跳跃的华彩，像给蝴蝶的风，让它飞得更高，台下掌声响起时，阿哲看着身边的老林、大飞，突然明白：所谓“倔强”，从来不是孤芳自赏，而是带着自己的棱角，去拥抱别人的光芒；所谓“伴奏”，从来不是退居幕后，而是用和声托起旋律，让每个声音都能被听见。
那架倔强的钢琴,终于和乐队奏出了最动人的合鸣——不独奏，也不沉默，只是带着灵魂，和彼此一起，把音乐唱成故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