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老街的戏迷圈子里，提起“玲姐”，没人不竖大拇指，她不是科班出身的名角，却能把唱腔、身段、眼神里的戏味儿琢磨得透透的；她从不登台演大戏，可只要在社区活动室亮一嗓子，就能让满屋子的老票友跟着哼唱掉眼泪，玲姐的“经典”，不在聚光灯下，而在她用几十年光阴浸润的戏曲片段里——那些片段像被时光打磨过的珍珠，每一颗都藏着她对戏曲最纯粹的热爱,也刻着普通人对传统艺术最动人的共鸣。
玲姐最拿手的，是京剧《霸王别姬》里的“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”，她总说，虞姬不是“美人”，是“知音”，有次社区搞戏曲沙龙，她穿件素蓝布衫，没画浓妆，只手腕上系了条半旧的粉绸子当水袖，唱到“看大王”时，她的嗓音不高，却像浸了月光，柔柔地落在项羽的鼾声里；眼神不飘，定在虚空某处，仿佛真的看着帐中那个疲惫的英雄。
“劝君王饮酒听虞歌，解君忧闷舞婆娑。”这句唱词，她从不用花腔，就一句一句递出去，像捧着一杯温酒，水袖甩出去时，不是程式化的“云手”，而是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——虞姬怕惊醒霸王，又盼着他能松快些，唱到“汉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声”，她的声音突然沉下来，水袖缓缓垂落，指尖微微发颤，那一刻，没人觉得她只是“唱戏”，仿佛真的看见虞姬站在垓下，看着四面火光，心里比项羽更痛——她痛的不是败局，是那个曾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男人，如今连盔甲都扛不动了。
散场后，有老票友红着眼眶说：“玲姐，你那水袖，甩的是‘从一而终’啊。”玲姐只是笑，摸着粉绸子说：“虞姬的戏，不在‘死’，在‘懂’，懂他的英雄，也懂他的无奈。”
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“十八相送”，在玲姐这儿，从来不是“才子佳人”的套路戏，而是两个少年最干净的相遇，她演祝英台时，总穿件学生式的蓝布衫，梳着齐耳短发，眉眼弯弯，像刚从书斋里跑出来的姑娘。
“过了一山又一山，”她唱得轻快，脚步点着地，像只蹦跳的雀儿，“前面到了凤凰山。”梁山伯（由票友老周客串）走得慢，她就回头催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全然不顾“女儿身”的秘密，路过井台，她指着井水说“弟弟啊，你看井中两个影”，故意把“影”字拖得长长的，带着点促狭的笑——那是祝英台第一次试探，也是少女藏不住的心动。
最绝的是“祝家楼”那段，她唱“梁兄你呀，真是呆”，却不是嗔怪，是带着点无奈的宠溺，手指着远处，眼神飘向远方，又迅速收回，脸颊微微泛红，老周后来私下说：“玲姐那眼神，像给我递了个糖，甜得我心跳加速。”玲姐却说：“祝英台那时，心里像揣了只兔子，跳得欢，又怕人看见，这戏，就得演出‘藏不住’的喜欢。”
黄梅戏《女驸马》的“为救李郎离家远”，在玲姐这儿，从来不是“女扮男装”的噱头，而是一股“认准了就往前冲”的倔，她演冯素珍，从不刻意压着嗓子装“男声”，而是让声音带着清亮，又藏着点女儿的柔韧。
“为救李郎离家远，谁料皇榜中状元。”唱到“状元”二字，她突然站直了腰板，眼神里的怯褪去，换上的是意气风发，她用手背一“抹脸”，动作利落，仿佛真的换上了官袍，老票友都说，玲姐演冯素珍，最像“邻家姑娘当状元”——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，只有“我救定了李郎”的执着。
“我也曾赴过琼林宴，我也曾打马御街前。”这段快板，她唱得字字清晰，像珠子落玉盘，脚下踩着小碎步，袖子甩得飒爽，眼里闪着光，那光里，有对功名的淡然，更有对爱情的坚守，有次年轻观众问她：“姐，你演冯素珍，不怕别人说‘太刚强’吗？”玲姐大笑：“女子刚强怎么了？能救郎君，能中状元，这刚强，顶天立地！”
玲姐的“经典”，从不是刻意为之，她不懂“流派之争”，只懂“戏要对得起人”，为了学《霸王别姬》的水袖，她对着镜子练了三个月，胳膊肿得连筷子都拿不稳；为了揣摩祝英台的“天真”，她跑去小学门口看小姑娘跳皮筋，看她们怎么笑、怎么闹；为了唱好《女驸马》的快板，她把家里的旧报纸卷成筒，走路练、做饭练，连买菜时都忍不住“哒哒哒”地打拍子。
社区活动室的墙上，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：玲姐穿着戏服，一群孩子围着她，指着她的水袖问“姐姐，这是什么呀”，照片下的字是：“戏是老的，心是新的。”玲姐说，她这辈子没想过当名角，就想让更多人听懂戏里的情、戏里的理。“经典不是锁在箱子里，是要唱出来、传下去的。”她带的几个小徒弟，已经能完整唱下《十八相送》，孩子们唱得稚嫩,却带着戏的魂儿。
玲姐的经典戏曲片段，没有华丽的舞台，没有震耳的掌声，却像老街的青石板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