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皖江之畔的田埂畈野,在茶坊酒肆的吟唱之间，有一种戏曲如春风拂过皖山皖水，带着泥土的芬芳与民间的温度，它便是黄梅戏，而在黄梅戏的星河中，有一颗星子最为璀璨——她用一生的悲欢与执着，将这源自乡野的小调，唱进了千家万户，唱成了中国戏曲的瑰宝，她，七仙女”的化身，黄梅戏的灵魂人物：严凤英。
严凤英的童年,浸润在黄梅戏的基因里，1920年，她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贫苦家庭，因家境贫寒，自小跟着养母在戏班辗转，听着“门歌”（黄梅戏前身）长大，那时的黄梅戏，还只是农民在农闲时哼唱的小调，或是草台班子在乡野间搭台卖艺的“草台戏”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但严凤英却像一株被春风唤醒的幼苗，在泥土里汲取养分，悄然生长。
她没有受过专业的戏曲训练,却天生一副“金嗓子”，嗓音清亮如泉，婉转如莺，跟着戏班跑江湖时，她偷偷学艺，看老艺人表演，听他们唱腔，回家后对着河水练嗓，对着镜子学身段，13岁那年，她以“凤英”为艺名正式登台，演出了《打猪草》《观灯》等小戏，那股子未经雕琢的灵气与质朴，瞬间抓住了观众的心，人们说：“这小丫头唱的戏，像田里的稻花，香得真实，甜得动人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,黄梅戏迎来了春天，严凤英被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，终于有了系统学习与施展才华的舞台，她如鱼得水，不仅拜师学艺，更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：她吸收京剧的程式化表演，融合民歌的婉转旋律，让黄梅戏既有乡土的鲜活，又有戏曲的雅致，1955年，电影《天仙配》的拍摄，让她从“名角”变成了“家喻户晓的明星”，她饰演的七仙女，梳着大辫子，穿着蓝布衫，从“槐荫开口”的天真，到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的缠绵，再到“鹊桥相会”的凄美，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身段，都成了黄梅戏的“教科书”，那首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，至今仍是中国人心中最熟悉的旋律，严凤英用歌声，为黄梅戏插上了飞向全国的翅膀。
严凤英的艺术,是与黄梅戏的“双向奔赴”，她塑造的经典角色，不仅成就了自己，更定义了黄梅戏的审美高度。
在《女驸马》中，她饰演的冯素珍，女扮男装，才华横溢，面对“欺君之罪”的生死考验，她唱着“为救李郎离家远”，眼神里既有书生的儒雅，又有女儿的刚毅，严凤英将黄梅戏的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融会贯通，尤其以“唱”见长：她的唱腔，既有“平板”“彩腔”的质朴，又有“花腔”的灵动，像皖江的水，时而平缓如镜，时而激越如涛，听她唱《打猪草》中的“郎在对门唱山歌”，字字带着泥土的湿润，句句藏着少女的娇羞，仿佛能看见田埂上那个挑着草篮的小姑娘，正对着山那头的情郎偷偷笑。
在《罗帕记》中，她饰演的王玉贞，从“三搜罗帕”的冤屈，到“沉冤得雪”的悲喜，唱腔从低回婉转到高亢激昂，将一个古代女性的坚韧与智慧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严凤英从不“千人一面”，她演的每一个角色，都有血有肉：七仙女的“仙”，是凡人的情；冯素珍的“智”，是女儿的勇；王玉贞的“怨”，是民女的恨，她让黄梅戏的人物，从“类型化”走向“个性化”，也让黄梅戏从“地方小戏”变成了“全国性剧种”。
“严凤英的一生，是为黄梅戏而生。”这是同行们对她的评价，她对艺术的执着，近乎“痴”，为了演好七仙女，她观察乡村姑娘的言行举止，甚至学着她们梳辫子、纳鞋底；为了唱好“苦戏”，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体验角色的悲欢，常常唱到泪流满面，即便在动荡年代，她被下放农村，也没有放弃对黄梅戏的热爱——田埂上，她给农民唱；灶台边，她教孩子哼，她说：“黄梅戏是老百姓的戏，离开了老百姓，就没了根。”
1977年,严凤英因病离世，年仅46岁，但她留下的艺术财富，却永远鲜活，黄梅戏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严凤英的唱腔被奉为“严派”，成为无数黄梅戏演员学习的范本；她的经典剧目，仍在舞台上常演不衰；她塑造的七仙女、冯素珍，成了中国戏曲史上不可磨灭的形象。
有人说,严凤英是“黄梅戏的化身”，是的，她的歌声里，有皖江的烟雨，有田野的稻香，有百姓的悲欢，当《天仙配》的旋律再次响起，我们依然能看见那个穿着蓝布衫的七仙女，站在槐荫树下，笑着对董永说：“郎啊，你我夫妻双双把家还……”而严凤英，也用她的一生，将黄梅戏的芬芳，永远留在了人间。
一曲黄梅醉天下,芳华绝代戏韵长，严凤英与黄梅戏的故事，未完待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