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老街的晨雾里，总有一缕胡琴声率先穿透薄凉，悠扬地漫过青石板路，循着声音望去，巷口那棵老槐树下，飞哥正坐在马扎上，手里拉着二胡，嘴边轻轻哼着调子——那是他刻在骨子里的热爱：戏曲，于飞哥而言，戏曲不是舞台上的程式化表演，而是融入岁月的日常，是带着烟火气的生命吟唱，他常挂在嘴边的话：“老戏骨里有老道理，老调子里藏着老情谊。”那些他唱了几十年的经典戏曲曲目，便是他人生的注脚,也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。
飞哥最钟爱的，是京剧《空城计》，他总说，诸葛亮这出戏，唱的不只是“空城计”，是“底气”，他学戏时，师父教他第一句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”，要“稳如泰山，眼观六路”，飞哥拉了几十年二胡，指尖磨出的老茧厚实，可每次拉到这段西皮慢板，弓子依旧稳得像钉在弦上，眼神里也透着诸葛亮那份“胸中自有百万兵”的从容。
年轻时，飞哥在工厂当钳工，车间里机器轰鸣，他却总在午休时躲到工具间，对着墙上的安全帽比划“抚琴”的动作，工友笑他“戏痴”，他却说：“诸葛亮空城不惊，是因为心里有数，咱们干活儿，也得有这份‘心里有数’——技术要扎实，遇事不能慌。”后来车间引进新设备，老师傅们犯怵，飞哥站出来说：“怕啥？按戏里说的，‘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’，一步步来！”那股子从容，像极了他在《空城计》里的唱腔，不疾不徐，却自有千钧之力，如今他退休了，车间里的年轻徒弟遇到难题，还总爱来找他“听段《空城计》，心里就踏实了”。
若说《空城计》是飞哥的“人生指南”，那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便是他心里的“柔软角落”，飞哥年轻时，厂里文艺宣传队排这出戏，他演梁山伯，邻厂的小姑娘演祝英台，后台化妆间里，两人对着镜子练“十八相送”，一句“英台说什么父女恩情”，他唱得眼眶发红，小姑娘悄悄递给他一块手帕：“哥，你别太入戏了。”
可他怎么不入戏？梁山伯的憨厚与痴情，像极了他对爱情的执拗，他和老伴结婚那年，没买三转一响，只在小院里支了台录音机，放了段《楼台会》，老伴穿着红袄，他拉着二胡，唱到“临行嘱咐我千万句，叫你早早转家门”，声音抖得不成调，却把一辈子的情意都唱进了曲里，老伴去世后，飞哥很少再唱《梁祝》，直到去年社区搞“戏曲进万家”，他看着台上演“化蝶”的小演员，突然拿起二胡，拉起了“十八相送”的调子，拉到“过了一山又一山”，他停下弓子，喃喃道：“英台，你看，这蝴蝶，又飞回来了。”那一刻，老槐树下的风都静了，只有胡琴声里,藏着化不开的温柔。
飞哥的戏单里，少不了黄梅戏《天仙配》，他常说：“七仙女下嫁董永，图啥？就图个‘勤劳’二字。”年轻时他爱唱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，那句“寒窑虽破能避风雨”，唱得字字铿锵，老伴在世时，两人总在夏夜乘凉，他拉着二胡，老伴哼着“从此不再受那奴役苦”，手里的蒲扇摇啊摇，把日子摇得满是烟火气。
飞哥是厂里的“劳模”，干了一辈子钳工，没享过什么福，却总说“知足常乐”，就像董永卖身葬父，七仙女下凡相助，靠的是双手创造生活，他退休后，把小院收拾得井井有条，种菜、养花，还教邻居小孩唱“我挑水来你浇园”，有个孩子问他：“飞爷爷，七仙女为啥要帮董永呀？”他摸着孩子的头笑：“因为董永实诚，肯干活，人啊，实诚肯干，日子就像这黄梅戏，苦中带甜，越唱越有味。”
飞哥也爱唱豫剧《花木兰》，他唱“刘大哥讲话理太偏”，嗓门洪亮，带着豫剧特有的铿锵劲儿，他说：“花木兰替父从军，不是逞强，是‘孝’和‘义’，咱们男人要有担当，女人也一样。”他的老伴就是个“花木兰式”的女人，当年工厂招女工，她第一个报名，学车床、抡大锤，从不叫苦，飞哥总跟人说：“我老伴啊，比花木兰还花木兰！”
后来社区成立戏曲队，飞哥带着一帮老姐妹排《花木兰》，他教唱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，老姐妹们唱得热泪盈眶，有个退休教师说：“年轻时觉得花木兰是传奇，现在才懂，她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女人——是当妈的、是当媳妇的，是扛着日子往前走的人。”飞哥听着，拉起二胡，胡琴声里，仿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“花木兰”，在平凡的日子里,活成了自己的英雄。
老槐树下的胡琴声依旧每天响起，飞哥的戏单越积越厚，那些经典戏曲曲目，早已不是简单的唱段，而是他人生的注脚，是岁月的沉淀，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，他说：“老戏不能丢，老味得留着，就像这胡琴，弦旧了，拉出来的调子才更有味。”
或许，这就是飞哥的经典戏曲——它不在华丽的舞台上，而在老街的晨雾里，在寻常的烟火中，在每个愿意停下脚步倾听的人心里，唱着岁月的故事,藏着生活的芬芳。
